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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永济蒲津桥——黄河第一巨型浮桥

30年前,也就是1989年8月初,在晋南永济县西15公里处的广阔的滩涂平原上发掘出了“黄河第一巨型浮桥——蒲津桥”的东岸遗址。因为蒲津桥对于中国古代鼎盛期之大唐王朝的政治、文化和冶炼铸造、桥梁架设黄河变迁等方面的研究均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所以蒲津桥的发掘被称作中国文物考古史上的空前发现,而蒲津桥则被誉为世界桥梁史上独一无二的瑰宝。


蒲津关与蒲州城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这里是卫京师、保三晋的关键所在, 古来兵家必争之地。为保证此要道的畅通,早在春秋时期,这里就架起了黄河上最早的浮桥——蒲津桥

蒲州城西2公里的黄河岸边,古时另有一处险隘名关蒲津关,它扼守着黄河上的一个重要渡口——蒲津古渡。

从地图上很容易看出,蒲津关与蒲州城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这里自古即有通衢大道可以西至长安,北达幽燕,处于山东和河北进入关中的锁钥位置,是卫京师、保三晋的关键所在,古来兵家必争之地。为保证此要道的畅通,早在春秋时期,这里就架起了黄河上最早的浮桥——蒲津桥。

秦公子鍼出奔晋时,曾于此地造舟相连成桥渡河而过。战国时,秦昭襄王为统一大业曾两次造桥于此。其后的东魏高欢、西魏宇文秦、定关中的汉高祖刘邦、西征马超的曹孟德以及隋文王、唐太宗等历代皇帝都曾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在这里修建浮桥以兴师济渡。

蒲津桥从唐开元年间铸成以铁牛为主的地锚并更换铁索一直到元未被烧毁,共历时500余年,可以说铁牛跌锚的创设对蒲津桥的维护起了巨大作用唐以前,蒲津桥已由临时性的舟式浮桥发展成了固定性的竹缆系舟式浮桥。到了唐代,蒲州城与陕、郑、汴、绛、怀并称盛唐六大雄城,达到了它的最兴盛的时期:唐开元十二年,蒲州河东郡又莸升为近畿四辅中的上辅。于是,早在隋朝时就繁忙不堪的蒲津桥,作为唐王朝联系中原地区的命脉,原有的竹缆系舟式浮桥就不敷使用了。


当时蒲州的地方官奏请唐明皇批准,开始了对蒲津桥大举维修的改造工程。从开元十二年开始,工匠们在桥的两头砌石护堤,并在岸上铸造由铁牛、铁人、铁板、铁山、铁柱等相互关联的沉稳坚固的地锚,用来取代旧地锚,然后换竹缆为铁索串连百数木船系于铁牛尾部的横轴之上。不久,道稳固可靠的新浮桥便夹岸横跨在黄河上了。

新桥落成后,官府还在东岸附近特地辟建了一个有杨、李两姓共300余口的“铁牛村”,不用纳税种田,吃着皇粮,专职护桥看守铁牛。蒲津桥头还建有桥门,两侧种植树木花草,营造出一派宜人景色,成为当时黄河上最著名的游览胜地之一。

据发掘蒲津桥遗址的专家介绍,仅东岸一侧铁牛的重量就约20万斤,其中还不包括整座地锚及跨河铁索的重量。可见当年耗铁之巨,而当时全国年产铁量也不过60万斤。

据说因唐时的黄河岸高、河窄、水流深急,铁索连舟直铺河面,北来的汹涌河水会将铁索系连的浮桥冲成向南自然弯曲的弧形,非常好看。

不用说,这一浩大的桥梁工程,也只有在盛唐时期才有可能实施并完成。一来唐玄宗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励精图志的皇帝,在位期间国富民强,史称“开元之治”。二则当时国家的铁产量较高,并且科技进步、文化繁荣。此外,蒲津桥的重修加固关系到大唐王朝的兴衰存亡,不光军政文化和商贾贸易需要,就连长安人吃的食盐,桥中断了也会接济不上。


铸铁牛铁人等的目的不仅仅是用来固拽铁索的,其中还蕴含着中国人世代相传的治水理念,展示着大唐王朝无与伦比的国风民范

有道是“牛象坤,坤为土土胜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古人为治理河水泛滥,常铸铁牛面臣河边,希冀以此象征有座座无形的高山峻岭在帮助人类掩挡洪水的肆虐。

掌握阴阳对错与并存奥秘的古人,在铸造铁牛的同时,还铸造出仿天际北斗布局的七星柱,这下天地鬼神便全有了。令人叹服的是,就连这些七星铁柱也同样具有拴船桩的实际作用并与铁牛、铁山和铁人等融为体成为束缚浮桥的巨型地锚。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这四头唐开元铁牛,有着典型的唐代风范,造型上写实与抽象相结合,神态虽各异,却无不矫角昂首,双目圆睁,耳竖如听,腿弓欲跃,如生灵活物一般。

最为与众不同的是,四头铁牛的外侧各有一尊牵牛铁人,细看可以发现其神形衣饰又各有不同。原来,每尊铁人分别代表着一个民族,从身姿到面部表情,均惟妙惟肖地塑造出各自民族的特点,显示出唐时对中华各民族间友好团结的重视。


原以军事目的为主的蒲津桥,在大举改建后对蒲州城的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原本就孕育出无数华夏精英的蒲州大地,自唐以后更是涌现出众多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和科学家。

如大历十才子,卢纶、耿沛居其二,柳宗元位列唐未散文八大家之一,司空图以《诗品》开中国诗歌评论风格意境先河,仅《诗选》中出自蒲州的名诗人就有8位之多。宋朝的王创见、王居正和马远家五代为丹青国手,明代时杨博、孟时芳、张四维等为爱国股肱重臣;元代剧作家王实甫正是以蒲坂普救寺西厢院发生的真实故事为素材,写出了名传千古的《西厢记》甚至连倾国倾城的绝代美女、唐朝贵妃杨玉环也出生于此地黄河边。

因此,这里有古传的歌谣唱道:

“手把鼓楼南看,二十四家翰林院,对门三阁老,一巷九尚书,大大小小州县官,三斗六升菜籽多。”


唐开元铁牛被埋入黄河淤泥之下达七八米,因此躲过了数百年来的天灾人祸。然而1989年出土的整座铁铸地锚文物,由于缺乏资金和有效的技术保护手段,只能不断地被损毁

蒲州城附近的黄河河道在唐以前尚处于下切状,河道宽仅200步,河水只在谷间流过。

后来因上游植被破坏,严重的水土流失带来的大量泥沙逐年沉积,从而使这里的黄河河床不断抬高,河水流速减缓,河道摆动不定。

明隆庆四年发生了黄河特大水灾,河水在蒲州一带暴涨泛滥,向东西两侧漫流形成了宽达40华里的黄河滩涂,水退之后,严重的泥沙淤积把原来的河床淤平垫高了,河水终于失去了约束,成了一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流向变幻无常的灾河。

永济民间至今仍广为流传这里的黄河百年前发生的一次神奇变迁。1902年的一天傍晚黄河主流像往常一样流过蒲津关东,山西的客商自蒲州城渡过黄河来蒲津关留宿,准备翌日再乘车或步行赶赴长安。同时,陕西也有许多客商投宿在蒲津关,打算明天再过河前往蒲州等地。谁知第二天一早起来,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一夜间黄河主流竟悄无声息地从蒲津关东移,经关西而过,弄得山西去陕西的人已经过了河还得再过一次,陕西往山西的本来还没过河,却不知不觉中已经过了河。从而遗下“没过河的过了河,过了河的没过河”的奇闻趣事。

1921年与1994年省界


唐开元铁牛因为被深深掩埋入黄河淤积泥沙之下达七八米得以躲过数百年来的天灾人祸。

遗址地处黄河滩涂,地下水位高,渗水现象十分严重,发掘时就曾在现场周围打井8孔并日夜排水不止,至今仍留有数台水泵定时抽排。

据说当铁牛刚刚破土而出时,浑身尚是油黑锃亮的,弹击之下铿锵有声。之后十余年中,虽然已搭建起铁棚遮拦,部分地少了日晒雨淋,但却无法挡住酸雨、碱雾、潮湿的侵蚀。极其珍贵的文物光彩渐失的窘态实在令人大出所料!

在这种情形下,既然没能力保护,不如让老祖宗遗下的宝贵财富继续安然藏于地下留给后人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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